邓小平长子邓朴方：因一次意外导致高位截瘫，余生致力造福残疾人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曾言：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。”意思是左丘失去了光明却仍坚持创作，写出了《春秋左传》等史实佳作;孙膑尝过了剔除髌骨之刑，终身坐于轮椅上，却还是创作出了另后人惊叹的《孙子兵法》。

残疾人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，他们忍受歧视，遭受冷遇……但其实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，我们都应该肯定残疾人的能力和价值，他们身残志坚，也为社会的进步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：著名音乐家爱迪生，奥林匹克数学鼻祖华罗庚，残联主席张海迪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
然而在我国还有这样一位人物，他因跳楼导致终身残疾，但他却用自己毕生的经历将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到极致，他就是邓小平的长子——邓朴方。

1939年，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举行婚礼，婚后卓琳随邓小平回到太行山抗日前线，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——“小延安”。当时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曾在此指挥作战，像朱德、毛主席、彭德怀等都在此工作过。

邓小平和卓琳来到太行山不久，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邓林就出生了，但战争时期情况非常特殊，条件简陋不说，夫妻二人为了工作常常连饭都忘记吃，更别说照顾孩子了。

于是他们决定将邓林送到了129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之妻陈书莲身边，由她将女儿带至托儿所照顾，送走女儿实属无奈，二人虽然不舍，但也只能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。

生产过后的卓琳身体非常虚弱，她要一面调理身体，一面辅助邓小平工作。可毕竟是抗战时期，条件非常有限，卓琳的身体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，她就再一次怀孕了。

1940年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出生，那时的卓琳接连生育，身体又没有调养好，以至于她在喂养邓朴方的时候没有奶水，不能靠母乳喂养，无奈只好把邓朴方送到麻田村清漳河对岸一农家，请其帮忙哺育孩子。

既然是长子，取名一定要慎重，可赶上抗战最艰难的时期，邓小平夫妻俩一时想不到该给儿子取一个什么名字，所以夫妻二人想着前线状况好一些了再研究孩子的名字，就将此事搁置了，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。

由于孩子生得白白嫩嫩的，又很壮实，没取名字期间，夫妻二人一直叫儿子的乳名——“胖胖”，周围的战友和邻居也觉得这个乳名叫起来顺口，便也跟着叫了起来。

后来因为邓小平夫妻俩跟刘伯承夫妇关系要好，为了经常熟络感情，也为了方便讨论工作，就和刘伯承搬到了一个院里，大家也好有个照应，也许是因为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关系太好了，连“胖胖”的名字都是刘伯承帮忙取的。

邓小平与刘伯承同是四川人，又同在太行山一二九师政委工作，私下里两人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，工作中是互相协作的伙伴，刘伯承虽然年长邓小平12岁，但邓小平却处处照顾这个老大哥。

他们在太行山并肩的13年中，邓小平无数次跟下面的人说道：“师长视力不好，年纪又大了，你们要小心照顾，小事找我和参谋长就行，大事再去找师长。”

有一次，卓琳在院子里带邓朴方玩耍，邓小平和刘伯承坐在一块谈事情，看着跑跑跳跳的邓朴方，卓琳突然开口问道：“小平，咱们是不是该给孩子取个名字啦?”

邓小平听了以后想了想，自己常年在太行山区指挥战斗，也经常开玩笑说太行山养育了一家人，那就叫“太行”吧!邓小平说道：“叫邓太行!”

话音刚落，刘伯承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，邓小平夫妻俩自然知道刘伯承为什么笑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原来1939年的时候，刘伯承的孩子出生就已经取名叫“刘太行”了，这会儿邓小平的孩子也要叫“太行”，看来俩人在给孩子取名字这件事上意见也是统一的。

邓小平又说道：“你家孩子占了我家的名，你必须再给取一个。”卓琳也在一旁附和。

于是刘伯承把胖胖叫了过来，抱在怀里仔细端详，随后说道：“孩子叫朴方吧，朴实无华，方方正正。”邓小平和卓琳在一旁听到都觉得名字不错，卓琳笑着说：“还是刘师长博学多才，这名字起得真好。”

自那次之后，邓小平的长子才有了名字，叫邓朴方。

一直跟随在父亲和母亲身边的邓朴方，深谙世事，他也曾亲眼看见战争中硝烟四起，人民的水深火热，他励志要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，为祖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邓朴方成长得非常好，学习方面自然也不用多说，他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，所选专业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。那时邓朴方读书特别用功，父亲一直是他前行的动力，如果他能顺利从北大毕业，那么他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顶尖的物理学专家，成为我国出色的科学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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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就在邓朴方憧憬未来的时候，命运却发生了转折。

1968年，邓朴方从高楼一跃而下，后因治疗不及时酿成了高位截瘫的悲剧。

据妹妹邓楠回忆，那时的邓朴方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原本阳光帅气又有才华的哥哥，浑身是血地躺在病床上，那一刻她才感觉到什么叫真正的无能为力。

再后来北三院把邓朴方的性命保住了，医院马上要求他出院，可是出院又能去哪里呢?在邓楠姐妹的极力争取下，邓朴方被送到了北大校医院，两姐妹轮番照顾他。

差不多半年后，他又被送去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。

很难想象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到了那里要怎么生活，据邓朴方回忆，他到了福利院后并没有专人照顾他，一个大屋子里装12个人，除了80多岁的老头和十七八岁的孩子能行动外，都是像他这种不能动的。

福利院给他们发放基本的物资，也让他们自己编纸篓赚钱，一个纸篓的四面是三分钱，底是一分钱，一个月也能赚个几块钱，空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和屋子里的同伴摇着车子到酒馆里吃点菜喝点酒，日子就这么强撑着过下来了。

后来邓小平知道了儿子的情况，几番请求下，邓朴方被送往江西与父亲团聚，那时父子俩已经有三四个年头未见了，邓朴方在记者采访时，谈到与父亲再相见的情景，不禁红了眼眶。

“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”邓朴方说：

“当时我父亲并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慢慢的他的眼眶红了，我不太记得父亲有没有流泪了，也许流了，也许没有，但我知道那时父亲的心里在滴血。”

在江西时，邓小平对儿子照顾有加，大概是觉得自己亏欠儿子吧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邓朴方都在那段时间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。

就在邓朴方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要如此度过的时候，马克斯博士出现了，他的到来就像在邓朴方的生命里突然照进来的一束光……

圣经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是这样说的：当上帝关了这扇门，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。

中美两国建交后，马克斯博士来到中国，他听说了邓朴方的情况后，表示愿意为其提供手术的机会，但需要50万美金的治疗费用。

50万美金别说在当时了，就算现在也是个天文数字，就在邓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马克斯博士集结了自己的好友垫付了邓朴方的医药费，带着他前往加拿大进行脊椎手术。

术后邓朴方终于能够坐起来了，这让他喜出望外，不久邓朴方被接回国内做康复训练，可那时候我国的针对残疾人的康复中心并没有成立，邓朴方突发奇想：成立残疾人康复中心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他和王树声的儿子王鲁光一起约见了相关人员，成立了残疾人康复中心预备小组。1983年，在邓朴方的努力下，残疾人康复中心正式成立。

可是邓朴方并没有止步于此，他把自己对物理的热忱全部用到了残疾人事业上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中国更多的残疾受益。

于是1984年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成立，他想呼吁大家一起加入到帮助残疾人的队伍中来，没想到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回报，社会各界纷纷加入其中，基金会渐渐步入正轨。

后来他想干脆成立一个残疾人联合会，让残疾人也能有一个正规的组织。于是他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，中国盲、聋、哑人协会，中国残障人协会合并为一个单位。

邓朴方带领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起来后，自己也没有闲着，他先后担任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等职位，任何对于能对残疾人起到帮助的事情，他都亲历亲为，哪怕他自己还是一个残疾人。

邓朴方建立残疾人联合会的前三年，就帮助了50万白内障患者实现了复明手术、16万余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实现矫治手术，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26个省一级的聋哑儿童康复中心和1300个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工疗站，此外还建立了上千个社区康复站。

1988年，邓朴方因对残疾人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，被联合国授予“联合国秘书特别奖”。

1993年11月，被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授予奖牌，以表彰他对“亚太残疾人十年”活动作出的杰出贡献。

2003年12月，荣获“联合国人权奖”，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荣誉。2005年11月19日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授予邓朴方“国际残奥委勋章”，以表彰他为推动国际残奥运动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……

邓朴方虽因意外导致终身残疾，但他穷尽毕生精力为残疾人事业奉献，他的贡献无数，他的奖牌无数，他在残疾人事业上所花费的心思更是无数。

他没有成为物理系的科学家，是国家的损失，但他却成为了中国不可计数的残疾人的福气。

邓朴方曾说：“我的身体虽然残疾，但我的灵魂是完整的，我的生命有尽头，可是我希望残疾人事业能够一直发展下去，因为奉献是没有尽头的。”

历史上遭遇挫折的人很多，但能像邓朴方这样意志坚定的却很少，正是有了邓朴方的坚持，才有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。

曾经霍金在轮椅上研究宇宙黑洞，张海迪在轮椅上坚持写作，而邓朴方在轮椅上把残疾人事业做到了极致。

邓朴方的身上有革命者的坚持，有伟大的英雄主义，还有宁死不屈的勇气，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。正如德国哲学家马丁·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名著《存在与时间》里面说的那样：向死而生!

邓朴方做到了，也希望每个和邓朴方一样正遭受苦难的人们可以做到!